2018福建省教育厅遴选 _2018博罗县教育局

1954年11月,台湾晨光月刊社初版陈定山《春申旧闻·五·袁寒云游侠北里》,记“洪宪败,寒云(在沪)乐不思归,时以张学良、张孝若、袁寒云、卢小嘉为四公子”。十多年后的1966年9月15日,香港《大华》杂志第13期,刊有掌故名家郑逸梅署名陶拙庵的连载长文《“皇二子”袁寒云·九》,文末称“有人仿明末四公子及清末四公子之例,创为民国四公子”,名单与定公所述一致。然而《大华》杂志创办人高伯雨,亦曾于1982年撰写《民国四公子》(收入2012年香港牛津版《听雨楼随笔》第伍卷),则列举张学良、孙科、段宏业与卢小嘉四人,并说“这个名称出现在民国十一年至十三年间”,因为那时中国的局面堪比战国时代,“人民万分自由,百家争鸣”,“人才辈出”。有意思的是,这两个版本与唐大郎以“未妨”笔名在1965年12月17日香港《大公报》发表的短文《民国四公子》里张学良、张孝若、段宏业、卢小嘉的版本皆有所不同。鉴于上述几位均可说是博闻多识,记忆力出众,竟各执其辞,不禁使人对这一称谓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产生莫大好奇。 为此笔者对民国报章杂志乃至港台书刊等作了一番搜检、爬梳工作,发现其演变过程还真有些复杂。
最早提出“民国四公子”概念者是名报人包天笑。1924年9月15日,他在《晶报》以“曼妙”笔名,发表同题文章,称:“张作霖之子张学良、段祺瑞之子段洪[宏]业、孙文之子孙科、卢永祥之子卢小嘉。2018博罗县教育局……这四位公子,帮着他老太爷,正在出风头的当儿,而且都是反直派。”包文发表时适值齐燮元与卢永祥江浙战事初起(1924年9月初)继而引发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。此前一年,曹锟以贿选手段登上总统宝座,成为直系军阀的首领,德不配位,引发了众怒,致使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支持浙督卢永祥,挥师南下,在山海关、热河一带与直系吴佩孚、冯玉祥联军对战。此前,张段孙三方已结成三角同盟,张作霖曾秘密拨付段祺瑞巨额军事活动费,由后者将部分资金转给冯玉祥以示拉拢(差不多同时期,报上也曾传出卢小嘉从奉天携百万军费返沪的消息)。这场战争终以冯玉祥阵前倒戈,发动“北京政变”,推翻曹、吴政权而收尾。由此可见,民国四公子概念的提出十分贴合政治形势,与历史上合力抗秦的战国四公子相比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故能喧传一时。因此不妨将之目为原始版本。同年12月17日,《时报·小时报》有短讯,称:“黎黄陂公子,近日崭然露头角,与张公子学良大联络,张段孙卢四公子外又增一人。”算是对上述版本的重述与强调。鉴于包天笑时任时报记者,这则短讯不排除同样出自包氏手笔。延至1930年11月26日,《铁报》刊有“素衣”《四公子》一文,中谓:“民国十二三年间,孙段张三角联盟抗曹吴,当时有所谓四公子者,即孙中山公子哲生,段合肥公子骏良,张雨帅公子汉卿,卢嘉帅公子小嘉,皆名重一时,为少年中有希望之人物。”将四公子概念一成不变地传承下来,惟对于时间的掌握已略见参差。1934年,《风月画报》4卷33期刊“实翁”《古今之四公子》,文中依次列举战国、明末、清末四公子之后,指出“第四次,为民十一二时之孙科、张学良、段宏业与卢小嘉”,尚与包氏版本保持一致。乃至1958年3月27日香港《工商日报》刊“春痕”(刘麟生)《卢公子暗恋坤伶》一文,亦将卢筱嘉与段宏业、孙科、张学良并列为民国四公子。可谓一脉相承。 然而1931年4月6日,《金钢钻》刊出《拟以袁刘伍唐为最近四公子议》一文,作者似乎对于此前已有的民国四公子一无记忆,乃重起炉灶,称“最近,世禄之家,成就复不逊于古人”,先是举出谭组庵(延闿)、张汉卿(学良)和孙哲生(科)三人,分别述及其职位,并说他们虽为名门公子,然已功成名就,“谁得而公子之”?暗含否定之意。然后话锋一转,指出“最近四公子,宜推袁寒云、刘仲迈、伍朝枢、唐榴”。其中刘仲迈为湖南省都督刘人熙次子,作诗精于宛陵、山谷两派,又习内典医经,“虽逃名匿影”,“然品之优、学之粹,久为三湘七泽所羡称”。总之名实相符。而伍朝枢、唐榴为“外交人才”,前者为伍廷芳之子,后者是唐绍仪长子,时均在外交部任职。至于袁寒云,虽已作古,论年龄与刘伍唐三人在伯仲之间,若论才气造诣,亦不遑多让。故混为一谈。此文署名“佩珍女士”,不知伊谁,观其行文古奥,佶屈聱牙,略不似女子。三个月后的7月6日,《上海画报》第720期载“石翁”《谈四公子》,称榴花初绽之日,半淞园里有人聚此饮酒赋诗,适有卖小报者至,某女青年“见报端有所谓四公子者,曰张学良,曰伍朝枢,曰孙科,曰唐榴”,便约略承袭了《金钢钻》报上佩珍女士的“创新”版本。1933年10月9日,《社会日报》刊载“徐行”《四公子》,称“民国以来,亦有为人艳称的四公子,即是先总理的哲嗣孙哲生公子、段执政的长公子段宏纲、先大元帅的长公子张学良、卢永祥将军的公子卢小嘉。……风流跌宕的卢公子,据传已病死于天津,在先前,四公子中,有人除去孙哲生公子,而代以南通张季直的公子张孝若”。首先,段祺瑞长公子应为段宏业,段宏纲乃其长侄;其次,1933年实为卢永祥去世,卢小嘉风光不再,然其死讯则纯系误传。透过此人的讲述可知四公子中,孙科的存在感逐渐走低,有被张孝若取代之势。经查核,1932年12月18日《福尔摩斯》,“木公”《不堪回首之张孝若》一文,篇首断言:“昔年声势煊赫之南通张啬庵之公子张孝若,名列四公子之一。”再往前追溯,则查得1931年5月6日《小日报》“龙居士”《所见略同之张汉卿与张孝若》,起首写道:“张汉卿张孝若卢小嘉段宏业,昔以四公子为世艳称。”张孝若的“晋级”时间也许就在此时左近。延至1935年8月20日《社会日报》刊“慕云”《四公子死生异路》,言称“在北洋政府时代,煊赫一时之中国四公子,遂应时而生焉。四公子者谁?段祺瑞之段宏业,张作霖之公子张学良,卢永祥之公子卢小嘉,及张季直之公子张孝若是”。再次印证张孝若取代了孙科。然而该文亦谬误百出,如称卢患疾不获根治,“于数月前与世长辞”,与事实严重不符。五日后的《上海报》有“一公子”撰《民国四公子与季子九录》为之补苴,如谓卢小嘉并非年龄最幼,其艳史亦属“完全子虚”。后文着重谈及《季子九录》的作者实为其父张謇,孝若不过任编辑之职。然而令人错愕的是,或许当年消息闭塞,不易核实,文中竟丝毫未提卢小嘉依然健在。1935年10月17日晚间,张孝若在寓所中被老仆枪杀,年仅37岁。次日的《社会日报》刊有“逸鱼”的追踪报道,首句中称他同张学良、卢小嘉、段宏纲合称民国四公子。这份名单隐约可视为徐行、慕云版本的混合体。时隔多年,又得见台湾地区有一种说法:即田雨时《国际享名的考古鉴赏家卢渭川》(台北《传记文学》1987年50卷6期),文中附有卢氏的记述:“渭川自幼所受熏陶,足供参考资料的一个小掌故:那时盛传‘中国四大公子’,即中山先生之子孙科(哲生)、东北张作霖之子张学良(汉卿)、江苏南通清末状元的实业家张謇之子张孝若、浙督卢永祥之子卢小嘉。”这次孙科保持原位,段宏业凭空消失了。不难揣度,只因增多张孝若这一“变量”,同时又须控制总人数为四人,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排列组合。类似的混合、重组版本,日后层出不穷。例如尤半狂《毅盦谈话·由卢小嘉想起四公子》(《小日报》1936.10.21):“民初四公子最为世所称者,以袁寒云、张汉卿、张孝若为最孚人望,末后带一位卢小嘉,因为当年他也代表着卢嘉帅,在外活动,名气倒也不小。”文中又称“段合肥之侄公子,似尚难列其选”,便是针对段宏纲所发的议论。又如《四公子》(作者佚名,载《东方日报》1936.12.24):“民国肇造以后,一般人咸争传有四公子,此四公子,即袁项城公子袁克文,张謇公子张孝若,张作霖公子张逆学良,卢永祥公子卢小嘉也。”因恰逢“西安事变”发生不久,便临时替张学良安上一个贬称,显得“义正词严”。影响所及,多年后陈定山、郑逸梅均将此版本奉为圭臬。直至1983年8月,金雄白在香港星岛出版社所出《江山人物》书中《袁寒云多才多艺》一节,也称:“以家世而称为四公子的,就有关外王张作霖之子张学良,清末状元张謇之子张孝若,洪宪称帝袁世凯之子袁克文,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也并称为四公子。”
光阴荏苒,日月不居。揆诸1938年至1940年的多份报刊,多推段宏业、张学良、卢小嘉、张孝若为四公子,与原始版本相较,大有后来居上之势。如:洪源《民国时代之四公子》(《大地图文旬刊》1938年第1卷第4期)、智慧《北洋时代四公子》(《上海报》1938.1.29)、恼公《民国四公子之卢小嘉》(《力报》1940.7.26)。此版本即为唐大郎所持,若细究起来,似可远绍自1931年5月6日《小日报》上“龙居士”的那篇短文。
如今还能找到几种较为稀见的版本。例如1939年11月2日《新申报》上有“湘楼杂写”专栏,作者“楼主”在篇首写道:“张作霖之长公子学良,为中国四大公子之一,四大公子者,南通张孝直[若],浙北卢小嘉,与冀北冯庸是也。”其中,冯庸为奉系军阀冯德麟长子。1949年4月20日,《力报》所刊“吴稽之”《纪二十年来四大公子》,则“发明”了另一版本:“北政府时代,张少帅、卢小嘉、段宏纲、方达智(据作者介绍,此人为‘方本仁之公子’),人称四公子。”此外,台湾学界也有人提出李壮飞、张学良、卢小嘉和张孝若为四公子的见解,见叶林枋《关于胡若愚其人其事》(台北《传记文学》1979年34卷5期)。案,李壮飞为北洋“泰威将军”李长泰哲嗣2018福建省教育厅遴选 ,曾与张学良结为盟兄弟。但上述三种版本虽说别开生面,自成一系,却因过于生僻,均未能广为流布。
综上而言,掌故家高伯雨的提法最迫近真相,除了时间略欠精准,以及四公子称号与合力抗击直系军阀的四股势力有关系之外,几乎都说对了。简言之,民国四公子概念的提出,实源自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某人的灵机一动,带有一定的偶然性。但即便如此,也仍具现实依据,并非平白无故,空穴来风。而到了1931年以后,社会舆论开始产生分歧,张孝若、袁寒云这两位“候补”公子初露峥嵘,并在日后赢得越来越多的拥护者。甚至也会出现“噪音”,即某些公子人选并不具有普遍性,也因无法达成共识而昙花一现。至于说张伯驹于1970年代所撰《续洪宪纪事诗补注·九四》中,谈及“近代四公子,一为寒云,二为余,三为张学良,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,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。又有谓:一为红豆馆主溥侗2018福建省教育厅遴选 ,二为寒云,三为余,四为张学良”云云,则全然于史无征,似不无自我作古之嫌。若翻阅旧报,每当溥侗、张伯驹现身时,因其京昆兼擅,常为人誉称为名票,却从未有人称之近代(或民国)四公子的。不过这也完全不同于故宫学专家章宏伟先生2016年《张伯驹研究辨谬》文中的“立论”,声称由于查不到“民国时期关于‘民国四公子’的消息”,就怀疑它并不是客观事实。只能说章先生由于不熟悉民国小报资源,持论未免偏颇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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